清末民初，在济南有两家山东最著名的私营民族企业是桓台人创办的。一个是以索镇苗海南为代表的苗氏家族企业成通纺织染厂，另外一个就是以新城镇乔家村张东木为代表的张氏家族企业东元盛印染厂。2003年，电视剧《大染坊》将东元盛开埠办厂的故事搬上了荧屏。剧中陈六子的原型就是东元盛创始人张启垣。一部大剧勾起了人们对东元盛和张氏家族的历史记忆。

手工印染时期

    清末时，周村商贾云集，是闻名全国的“旱码头”，纺织业达到鼎盛。有“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之说，随之染丝业应运而生。1898年，张启垣看到了商机，从新城来到周村，与内弟史懋增兄弟各出250吊，在周村创办了东元盛，三弟张启贞负责看“染缸”，管理技术，未成年的长子张树椿烧火拉风箱，专染各色丝线，后受西方“泰西缎”等品种的影响，染丝业务逐年减少。
    染丝业务不好做，东元盛改染洋布，时称“本染坊”。因洋布是“洋布行”供给，为追求高利润，布行设法压低印染加工费。为摆脱盘剥，东元盛采取了自购、自染、自销的办法，获得了很大利润。
    1916年，军阀吴大洲率兵进占周村，抢劫银行和布庄，东元盛被洗劫一空。史懋增兄弟索要东元盛股份，掌柜张启贞厉声说，“破产是兵变所至，非经营之误，要遵守合同，东元盛要继续经营”，据理力争，对簿公堂，胜诉。后东元盛发达，仍然保留着史家股份，直到解放。
   当时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济南成为交通枢纽，商业日趋繁盛。具有战略眼光的张启垣果断地带着两架风箱、两口铁锅、数十条杉杆，把工厂迁到了济南制帛寺，租房建厂。当时东元盛资金紧张，染料昂贵奇缺。在桓台当教师的二弟张启运，从田庄公义钱铺贷款铜元200吊，解决了资金困难。三弟张启贞把储藏在原“协和永”仓库内的染料运到了济南，解了燃眉之急，新厂很快投入生产。当时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深受人们喜爱。1917年春，东元盛从莱芜重金聘请师傅，添加设备，增设“莱芜染”。春、夏两季“本染坊”业务多，秋、冬两季是深蓝布的畅销季节，业务利润大增。
    1924年，市场白布价格走高，当时桓台马庄、唐山一带盛行织布。张启垣、张启贞利用家乡人的便利，在新城“撒机织布”。（撒机是指当时找农民织布的术语）。每逢新城大集，张启贞组织人员定期发放棉纱并收布。因棉纱比自纺的棉线好用，且省去了自购棉花自纺线的工序，受到了织布户普遍欢迎。仅西毕、荣家一带就发展到织布机700多台。撒机收布提高了企业利润，结束了东元盛买布印染的历史。
    此间，东元盛创出“白猿”、“群英会”、“登坛拜将”等各种棉布名牌，产品远销省内外，到1926年积累已达7万多元，成为济南非常有钱的印染企业了。

机器印染时期

    在实业救国潮流的推动下，东元盛的经理们决定向机械化发展。1929年夏，从天津购进三轴轧光机设备。1930年，张树椿从上海购进染槽、筒式烘干机等设备，并开设了东元盛铁工厂。东元盛通过大机器生产，创出了“爱莲生香”红布，“旭日”蓝细布、青细布等名牌。经营好，销量大，两年的时间里，东元盛积累了20多万元。1933年，东元盛从日本购进丝光机、烧毛机等设备，铁工厂又自制拉宽机、精练罐等设备，在济南北园边家庄购地30亩扩建新厂。1936年又从日本购进“上野式”织布机两台，铁工厂仿制60台，安装织布车间。专织受群众喜爱的“线哔机”和“提花呢”等斜纹布。因大量购设备，建新厂，又赶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企业曾一度出现经济危机，但依靠良好的信誉和拥有的知名品牌，获得了银行界的大力支持，化解了危机。东元盛在60多台织布机的轰鸣声中，日染白布上千匹，执机染之牛耳，成为济南首屈一指的“大染坊”。由手工操作到大机器生产，张启垣、张启贞兄弟完成了从手工业者到资本家的外在转变，等到他们退出历史舞台时，留给少掌柜张东木的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企业了。

张氏家族第二代开启新的商业篇章

    1937年，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炮火中，以张东木为代表的张氏家族第二代，扛起先辈大旗，登上了东元盛的历史舞台。
1936年，张东木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化学。“七七事变”后担负起厂里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因自幼在染坊长大，再加上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得心应手。当时厂里技术员因战乱回到了上海。张东木到车间和工人一起试验，改进流程和工艺，重新制定工序和操作方法，企业很快恢复生产。张东木利用所学化学知识自制氧化机，大胆取消“青布上浆”工艺，创出了“名驹”和“双鱼”两个名牌，独步省内外二十多年，产品远销东南亚。1939到1941年，连续三年盈利大增。东元盛生意越做越大，实力延伸到了上海、青岛、成都等地。又先后创办了榨油厂、面粉厂等企业，张树椿、张树楠先后到外地主持买卖。
    日军占领济南期间，日本洋行曾多次提出与东元盛合作，遭到了张启垣父子的严辞拒绝，与日本人的经济统治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弟张启运联合“佛、道、孔、回、天主”组建《五老会》和日本人在文化界进行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1942年张启垣含恨辞世。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敲诈勒索，染料昂贵，电力紧张，美国商品倾销市场，1945到1948年，企业陷于半停顿。
    解放后，企业迅速恢复生产。1954年，东元盛率先在全省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印花车间投入生产，结束了企业近60年单纯染布的历史，为省城济南填补了一项空白。同年，厂名易为公私合营济南东元盛印染厂。1966年改为国营企业，更名为国营济南第二印染厂。
    1949年，张东木当选为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济南市副市长。当时的济南市长谷牧给他配了带枪警卫员。他带着警卫员在市里、工商联、东元盛……到处奔波。
    晚年的张东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我这个副市长和其他的民主党派副职不同，当时就两个副市长，我分管全市的工业，有实权，到哪个单位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解放初的济南百废待兴，在副市长的位置上，张东木一干就是八年。后又被选为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名誉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东元盛少掌柜、济南市副市长”，张东木身兼“公、私”截然不同的两种职务，时称“红色资本家”。

工商师表，达济天下

    张启垣兄弟、父子皆饱读诗书，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时称“儒商”。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张启垣祖父张建玢家境贫寒，早年曾路拾白金二十两，细访原主送还，轻财重义。
   为使贫穷子弟能读书，1927年，张启垣三弟张启贞自费在村中建小学，并亲自任教。东元盛发达后，对乡邻贫寒者，张启贞主持春放粮冬施棉。去济南求助者，皆免费安排食宿，回家时给路费和布料。
    1943年，山东大旱，饿殍载道。东元盛派人去东北购进高粱，经周村运回乔家，张启贞亲自主持发放，赈济村民2000多人。张启垣去世后，张启贞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既要管理东元盛在新城、周村的商铺，撒机收布，又要当好张氏40多口人的“大家长”，还要去济南参加董事会和处理重大问题。
    在痛失兄长和过度操劳的双重打击之下，1945年，张启贞累死在周村商铺的柜台上。村邻称这个东元盛的老掌柜为“大善人”。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全村男女老幼哭泣着自发为他送葬。厂长张树楠代表东元盛主葬，排七发丧，七个金元宝随葬，厚葬。暮年的张启运，失兄亡弟，万分悲痛，提笔撰联“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把他三兄弟比作“桃园三结义”，赞兄誉弟，寄托哀思，三年后，忧郁而终。
    1951年，在全国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中，张东木率先捐献“民主号战斗机”一架，后济南工商界提议再捐赠一架“经理号战斗机”，还差5亿元（一架约15亿元），张东木一人承担再捐5亿元，前后共捐20亿元。同时张树椿积极送爱子张盛昆当空军飞行员，保家卫国。张盛昆不负父望，在战斗中荣立三等功。
    张东木用厂里的布料制作慰问袋，内装水果、糕点，亲自到济南火车站慰问去南方疗养的志愿军伤病员。1950年，张树椿兄弟把东元盛的“同仁医院”，连同药品和化验器具全部捐给了济南红十字会 ，这在全国还是首例，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表彰。1951年，东元盛把厂里四台织布机捐给社会福利院，让孩子们不但有饭吃，还有事干。1954年，捐资兴建乔家小学，并购地百亩，收入全用于学校日常开支。1956年8月给村里购12马力柴油机12台，支援农业生产。
    张启垣一家，以仁义道德“修身、治家、兴业”。发达后，轻财重义，扶危济困，反哺于民，回馈社会，报效国家，可谓儒商典范、工商师表。
    如今，《大染坊》机器的轰鸣声早已远去。2001年，红色资本家、东元盛少掌柜张东木去世。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们的血液还在流淌，他们的衣钵被更多人传承。
    改革开放30年，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出了千百万个民族企业，涌现出了千百万个新型民族企业家，他们正在上演着新时代《东元盛》的故事。
      口述：张盛锋  张盛铎
      整理：伊丕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