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王士禛至扬州上任推官，他自扬州迈入仕途，五年后内迁京官。在扬州期间，王士禛与陈维崧等诸名士修禊红桥，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他还遍游江南山水，写下了近四百首诗词和游记。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士禛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
    山东大学教授王小舒认为，清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王士禛在扬州这五年，是其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时期。“所谓神韵风格的代表作品都是在这一个时期完成的。扬州期间是王士禛一生创作的顶峰。”因此，对每一位王士禛的研究者来说，扬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地点。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85年，桓台县王士禛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邱少华和同事一道前往扬州，寻访王士禛在江南的足迹。在此期间，邱少华和他的同事们购买了部分王士禛的著作，这里面就有现存放在桓台博物馆的《渔洋山人精华录》。
桓台县图书馆工作人员高键介绍，这本书是清朝康熙三十九年林佶写刻本，书籍共十卷，记录王士禛诗作近千首。让邱少华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在扬州淘来的这本书，如今已经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同时，在2009年，还入选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除了《渔洋山人精华录》外，桓台县图书馆还存放有《渔洋诗集二十二卷》、《皇华纪闻》、《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分甘馀话》、《粤行三志》等多部清朝雍正、乾隆和康熙时期的刻本书籍。高键告诉记者，这些只是王士禛著作的极少一部分。
    乾隆年间，官方对清中叶以前的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成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这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当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图书多达15400余种，最终入选的只有3461种。王士禛的《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精华录》《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诗话》和《衍波词》共11种著作收录其中。此外，他的《古欢录》《蜀道驿程记》等25种著作列入《四库全书存目》。足以可见王士禛是一个勤勉著述的人，他一生著述达500余种，创作诗歌4000余首。
    和古代文人一样，王士禛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曾有一本书记载了他爱书的小故事：一天，王士禛在京城某书市见到三种稀罕的旧籍，于“异日”（当是第二日）一大早，兴冲冲携资前往，书却已为他人得，“先生归卧，病十日。”
    王士禛不仅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还喜欢将旅途中的见闻和平日读书所得记录在册，因此，他一生除了诗歌传世外，还有《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皇华纪闻》等多部日记性著作。
    据伊丕聪编著的《王渔洋先生年谱》记载，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五月，王士禛次子王启浑因病去世。同年6月，刚刚经历了中年丧子之痛的王士禛就奉命典四川乡试。在这次旅程中，王士禛游览了沿途很多的大川名山，并依据沿途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蜀道驿程记》。对这本书的写作原因，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说：“ 康熙壬子，予以户部郎中奉命典四川乡试，所过名山，……舟车遄发，迫于王程，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诗，为《蜀道集》，又别为《蜀道驿程记》四卷。施愚山侍读、曹峨眉（禾）祭酒、徐东痴（夜）隐君序之。
   应该说，对于刚刚经历了中年丧子之痛的王士禛来说，在典试四川的路上，他的心情是比较沉痛的，这一点在《蜀道驿程记》自序上就可表现出来，他说：“康熙十一年六月奉命典蜀试，七月朔与家兄西樵考功及家人别，余方有儿浑之痛，伏枕浃旬，黾勉就道。初十日抵平定州，夜雨，梦儿浑仿佛如平生，枕上抆泪成一诗。”尽管心情悲痛，但看到名山大川，王士禛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在典试四川的路上，王士禛创作诗歌300余首。
    在王士禛典试四川返程的途中，当年八月初一，“太夫人卒。先生北还。”十一月，王士禛抵达故里。是年，王士禛有诗《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等三百五十余篇。编为《蜀道集》。又有《蜀道驿程记》。
    对于《蜀道驿程记》这本书，四库存目上给予其高度评价：“康熙壬子，士祯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记其来往所经。上卷自京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河南新乡县止。盖士祯是年於新乡闻讣旋里，未及还京故也。中多辨证古事，较士祯他行记颇为精核。盖他行记一时笔录，此则越二十年至康熙辛未始补成之。检阅修改，历时既久，考订自为详密耳。”
    现在保存在桓台县图书馆的《渔洋诗集二十二卷》记录了王士禛1300余首诗歌，书籍里印有“康熙乙酉吴郡沂詠堂雕”的字样，说明这本书首次印刷于康熙年间。“不过这本书应当是清朝乾隆时期的版本，因为上面的署名是王士祯，这个名字是清乾隆以后才用的。”高键说。
    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王士禛的“禛”字，在他死后，于雍正时因避讳，被人改称王士正。乾隆时，赐名士祯，并追谥文简。
    古代，避讳的方法有改字和缺字，保存在桓台县图书馆的《皇华纪闻》、《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等著作的署名上则是采用了缺字讳（禛字少一点）的方法，这些书籍则是印刷于雍正元年至5年期间的书籍。
    《清史稿》所述渔洋去世后名字的变化情况，为后人考证其存世众多的著作版本的刊刻时间提供了依据。据此，凡出现“士禛”（禛字少一点）者，当属康熙以前刻本；凡出现“士祯”者，盖为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刻本；出现“士正”者，一般为雍正到乾隆三十九年间版本，亦间或有三十九年后刻本。
    2009年，与《渔洋山人精华录》一同入选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善本》的还有王士禛的笔记型著作《池北偶谈》。《池北偶谈》分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目，二十六卷。王渔洋在《池北偶谈》自序中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池，池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
    康熙四十三年王渔洋71岁时，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出京归里这天“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回归故里后，只闭门著书，不理外事。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歙县程哲兄弟致书王渔洋，征其诗文，汇为全集，刻版印行。当时王渔洋已病得不能起床，便于枕上口授，让其子王启汸查检朗诵，详加去留，编次为92卷，据御赐“带经堂”名命曰《带经堂集》，事竟而终。《带经堂集》九十二卷，收集了王渔洋一生的全部诗集和散文创作，其中诗有四千余首，再加上未收录该集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二十多种笔记杂著等，共36种560卷，以洋洋大观的面貌，反映了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
    《王渔洋先生年谱》上记载，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 先生十五岁。诗作《落笺堂初稿》，王西樵序而刻之。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年）， 先生七十七岁。诗作有《己丑庚寅近诗》一卷、《渔洋诗话》，定《带经堂集》九十二卷。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先生七十八岁。诗作有病中口占一联：“ 得第重逢辛卯岁，删诗断自丙申年” ，又口授任扬州推官时，为居烈妇雪冤一事立传，命启汧手录一卷，终成绝笔。
    王士禛勤勉著书的性格无疑是继承了新城王氏家族注重文化传承的家族文化。明清新城王氏家学以诗文为主，时有“江北青箱”之誉。家族中多人有著述传世。明清两朝，新城王氏有著述传世的共有40人，各类著述近200种。其中有自己诗集传世的达31人。家族最为兴盛的时候，也是家学最为繁荣的时段。家族中以诗名世的主要有王象春、徐夜（王象春外甥）、王士禄、王渔洋等。
               （杨成见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