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一部名为《蚩尤天皇》的韩国历史小说，将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追溯为韩国祖先。蚩尤作为东夷族的部落首领，在中国远古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韩国历史小说《蚩尤天皇》的出版，引发了国内对于东夷文化研究的热潮。
    史料载，东夷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学者认为发祥于山东半岛，与当时的中原华夏族、南方苗蛮族鼎足而立。东夷族曾创造出灿烂的史前文化，后来在夏、商王朝的镇压下人口锐减、文化退步。西周初期东夷文化并入了齐文化而再度辉煌。齐文化作为我国先秦文化的主流文化又引领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进步。太昊伏羲、炎黄、蚩尤、少昊、后羿、伯夷等均是东夷族部落首领。

    东夷文化共同体大约形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是东夷文化最鼎盛的时期

    上古时代把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称为“华夏”，而把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蛮、夷、戎、狄。从东岳泰山周围到东海沿岸的这块土地上，自古便有人类生息繁衍。按习惯上的上古族系称谓，这些古人类可统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即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
    通过近年来考古发掘，对于东夷文化的持续时间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史前时期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较为完善，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虽然它们与外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交流，但该地区文化传承性与区域性很强，长期的独立发展形成了很强的区域性。许多学者将不同文化与族属联系，普遍认为东夷文化共同体大约形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虽然东夷族始于何时值得研究，但这些考古学文化却都是东夷文化的源泉。史前东夷人在陶器、玉器、文字、音乐等多方面创造了比中原文明更为先进的文化，也是较早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之一。学术界公认，龙山文化是东夷海岱文化的鼎盛时期，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它地域文化。

东夷人的图腾是鸟

    “图腾”一词是印地安语“totem”的音译，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古人认为自己与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有血缘关系，用它来作为本氏族的族徽，把它标记在器物上或做成象形的实用器，对其崇拜尤嘉。生活在海岱间的东夷人，对鸟的崇拜极甚。
    在今天田庄镇李寨村西南有一取土时留下的大坑，在这平淡无奇的取土坑下及其周边却是迄今为止桓台县境内最早人类活动痕迹的地方，在李寨村及其周边1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1997年，原县文管所在淄博市文物局的帮助下，对李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李寨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中，造型精美，而且普遍都有彩绘图案和纹饰，既有代表农业生产的树木纹，也有反映渔业生产的网状纹，而且还出现了部分用来传情达意的符号及代表聚落信仰的图案。这些会形装饰是生活在此聚落的图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鸟图腾。
    陶鬹是东夷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阶段的典型器物，其造型模仿的是鸟的形象。流似鸟喙，或长或短，曲线优美，力道实足。颈部粗细不一，但都挺拔有力。
    生活在海岱间的东夷人为何会将鸟作为自己崇拜的图腾？在古史传说时代，有许多东夷人祖先吞鸟卵而生的传说。众所周知，商人的祖先是东夷人。《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云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关于简狄吞玄鸟卵而孕的传说还有很多。从这些传说推测，我们的祖先认为自己的先人是因鸟而生，鸟是他们的生命之源，因而对鸟的崇拜即对自己祖先的崇拜。《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大戴礼记•五帝德》说：“东方鸟夷羽民。”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鸟夷”说：“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国家博物馆藏商代晚期人形玉雕即对这些记载的很好的印证。这件玉饰的面部、手是人的样子，头顶的冠是一华丽的鸟头，特别是对鸟钩形尖利的喙部表现尤为突出。这些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都说明东夷人在装饰、服饰等方面均参照鸟的形象。

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史前时期的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如大汶口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在豫东地区的互动等。东夷和华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见于文献，如东夷首领“五帝”之一的少昊曾统治中原地区，黄帝和东夷首领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最后黄帝胜利，并建立夷夏联盟。大禹曾启用东夷人皋陶和伯益，授以政权，表明华夏和东夷已经结成部落联盟。这些都促进了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夷夏联盟到禹死后发生了变化。《史记•夏本纪》：“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古本《竹书纪年》把启取代益的过程概括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上述记载都是站在华夏集团的立场上说的，其实质是这一时期夷夏之间产生矛盾，启破坏了传统的夷夏轮流作联盟最高首领的制度而将夷夏联盟的最高权力垄断在华夏集团手中。夷夏之争又一次以华夏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不过，以华夏集团垄断夷夏联盟最高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夏王朝并不稳固，随后不久即发生了“后羿代夏”的事件，东夷集团首领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夷夏联盟的最高权位又回到了东夷人之手。到少康中兴，夏人重又夺回了最高首领的位置，夏在夷夏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才正式确立。
    殷人原本是东夷族的一支，所以殷的始祖契建都于蕃（今山东滕州），汤建都于毫（今山东曹县），从契到汤共十四代商王都在山东建都（共历四百余年），这期间殷商与东夷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殷商文化即是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又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取得长足发展的。但殷商统治者长期养尊处优，逐渐骄横腐败，其奴隶主阶级的掠夺性和寄生性使东夷人越来越不堪忍受，而商王也加紧了对东夷人的压迫和歧视。于是，商朝下半叶以来，商王对东夷不断征伐，东夷人则坚决抵抗，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家园和文化。在商王几百年的镇压下，东夷人被迫退居于半岛一隅，蒙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东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龙山文化渐呈萎颓、倒退。这样，东夷海岱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脱节并落后于中原文化。商末中原地区已进人奴隶社会晚期的封建领主制阶段，而东夷人仍停留在氏族公社（原始社会）或奴隶制初级阶段，他们的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原始习俗，如被发文身、涂抹成黑脸黑齿、拔掉侧面的门牙、口含小珠、手执獐牙、衣服左衽、枕骨变形，甚至还杀人祭社等，显示出原始的粗犷与蒙昧。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周成王即把自己最信赖、最倚重的两位大臣——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封于齐国和鲁国（都于曲阜）。齐国以今临淄为中心，方圆不过三百里地盘，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东夷各部族西进中原必经的咽喉之地，又是殷商遗民集居之所在。为了防止东夷人和殷商遗民威胁王室安全，周天子特赐齐太公以征伐“五侯九伯”（即不听天子号令的诸侯）大权。       （杨成见  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