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两国治国理念的不同带来了不一样的结局
    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对此，孔子曾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在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就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几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虽曾在鲁国任过职，但很快也被赶走。儒家学士在鲁国虽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孙子子思，虽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也没有被委以具体官职，只是一般的顾问。
    治国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这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史记》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其特点，而齐国则是以“尊勤劳”为其特征。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礼仪之邦。
    用人唯贤，“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国力强盛，但终有田氏代齐之事；用人唯亲，“尊尊而亲亲”的鲁国，国力渐弱，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为楚国所灭。　　
    可以看出，周公从姜太公和伯禽两人治国之初的不同表现，就料到了后来齐国强大、鲁国弱小的情形。
从这些治国理念可以看出，假如当时乾时之战鲁国取得胜利的话，那就不会有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齐文化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缺失，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可以想像出来的。
    好在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回首当初发生在乌河两岸的那一场乾时大战，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

    作为中国历史上战国七雄的齐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影响直到现在。齐国的版图大致相当于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兼有河北省的东南部，全境东边靠海，南和越、莒、杞、鲁等国相接，北和燕接界，西和卫、赵交接。
    桓台县所处的位置相当于当时齐国的腹地了，从当时齐国的国力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壁垒森严，到现在桓台县仍有的村庄叫某某营，就与当时齐国的兵营有关系。例如唐山镇的东营村，在春秋时期，为齐桓公囤兵处，故名营里庄，因村处新城之东，清末更名为东营。但就在这齐国腹地的桓台，齐鲁两国发生了一场大战。
    战争的原因是因为拥立国君引起的
    齐襄公即位以后，不但没有继承前人的治国理念，反而大动干戈，对周围的国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征纪、伐郑、灭部、平郚。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在生活方面，齐襄公荒淫无耻，长期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私通，并谋杀鲁桓公，导致齐鲁两国关系恶化，襄公政令无常，朝布暮改，弄得吏僚们无所适从。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齐国的两位公子决定外出避难，公子纠在管仲的帮助下逃到了鲁国，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逃到了莒国。
    从两位公子的角度来看，选择鲁、莒两国避难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而公子小白的母亲则是卫国人，不过地理更接近的莒国看似更为合适“政治避难”，毕竟他还寄希望于有一天可以回到齐国参与君位争夺战，因此太远的诸侯国就不在考虑的范围了，这种深谋远虑也的确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公元前697年，机会终于来了，因为他们二人的哥哥齐襄公在前一年被公孙无知杀死了。第二年公孙无知又被杀，于是齐国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谁能最早回到国内，谁就可能即位。
    公子纠从鲁国国都曲阜到临淄需要先向北行到泰山南麓的泰安，然后折向东行至莱芜盆地，最终再向北，沿着鲁山山脉与泰山山脉中间的山谷到达目的地，全程大约是250公里。这条道路也是连接齐鲁两国的主要道路，在齐国强盛之后，一方面沿着泰沂山脉修建长城，另一方面也在各个路口修建了关城。而公子纠的这条归国路线无疑最需要得到重视的，因此在山谷中间齐人修建了青石关，以抵御来自南面的入侵。
    相比于鲁、齐之间略显曲折的道路，齐、莒之间的通道要显得平直一些。从莒国的都城（今莒县）出发，沿着泰沂山脉的东侧北行，经由临朐到达临淄，整个行程约170公里，比公子纠的归国路线整整少了80公里。如果双方在同一时间出发，公子小白的胜算要大的多。事实上，公子小白还有可能先出发，因为双方安排在齐国的线人都会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来，而基于路程的远近，小白得到消息的时间会更早些。
    得到消息的管仲，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伏击并杀死公子小白，这样公子纠就可以顺利登位了。管仲比公子小白早一步到达后来的穆陵关附近，并选择好伏击地点。等到小白走近的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却没有想到只是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却假装中箭口吐鲜血倒地装死，成功地骗过了管仲。公子纠于是放心地慢慢回国，过了六天才到。这时公子小白已星夜兼程赶回齐国即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一心拥立公子纠然后从齐国获得巨大利益的鲁庄公咽不下这口恶气，决定助公子纠争位，于是领兵攻齐，想通过战争让公子纠登位。齐、鲁两军在乾时——也就是今天的乌河两岸相遇。齐军以逸待劳，大败鲁军。鲁庄公丢弃所乘战车，改乘轻车逃回。其御手秦子及车右梁子持庄公的旗帜，在道旁诱骗齐军，被齐军俘虏。不久，齐大夫鲍叔牙率军至鲁，对鲁施加压力，迫使其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有了以后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成就了霸业。
    据历史资料分析，乾时之战的位置应该就在今天桓台县的乌河两岸
    最早对乾时作注的是晋人杜预：“乾时，齐地，时水在乐安界，岐流。旱则竭涸，故曰乾时。”乾时乃时水岐流，由此可见，寻根求源，若知乾时，需先知时水。《辞海》对时水的解释：“古水名。《周礼•职方》幽州，‘其浸菑、时’。一名耏水，一作如水。上游即今发源临淄西南的乌河。自临淄西北以下，古分二支：一支西流经今桓台县境西北入济水，旱时干涸，故又称干（乾）时。《左传•庄公九年》：‘师及齐师战于乾时’，即此。”《辞源》对时水的解释是：“水名。亦名耏水如水。因水色黑，故又称黑水。其水源浅易涸，亦名乾时，俗呼乌河。”
    这些充分说明，乾时之战的发生地就在桓台的乌河两岸。同时也说明自古以来乌河就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因为旱时的干涸而感到遗憾。
    乾时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从深处考量，这次战争有很深的意义，战争的结局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
齐鲁两国最初的治国理念不同，发展到后来，两国的国力和文化特点也大相径庭。这还源自于齐鲁两国的立国历史。
周武王去世之后，儿子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于是，周武王之弟姬旦摄政，是为周公。周公摄政期间，商纣王之子武庚趁机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兴师平叛。平叛成功之后，周在东方大封诸侯，其中地位最高的两个就是鲁和齐。
    鲁是周公的封国，因周公要在朝中辅佐成王，就派儿子伯禽就封于鲁，齐则是姜太公的封国。受封之初，周公问姜太公：“您打算用什么理念治理齐国？”姜太公回答：“举贤而上功。”姜太公也问周公：“你打算怎么治理鲁国呢？”周公回答：“尊尊而亲亲。”由此，“举贤而上功”和“尊尊而亲亲”就分别成了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这也就形成了后来齐国重功利、鲁国重礼仪的不同文化特点。因治国理念不同，姜太公和伯禽的工作方法也迥异。姜太公就封齐国之后，五个月就返回周王室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何疾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姜太公回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我把君臣之礼、婚丧习俗等都简化了，以迁就当地百姓。）与姜太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禽。他到鲁国之后，治理了三年才回到周王室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何迟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汇报呀？）伯禽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他的儿子伯禽就封鲁国，自然要把周朝的礼乐文化彻底地贯彻下去。用礼乐教化治国，当然不可能短期内见效，所以才用了三年的时间。
    两相对比，周公叹曰：“呜呼！鲁后世其背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等来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夏草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