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文化非常值得研究和保护

    蒋寅说，自己来过桓台多次，每次来都有新鲜的感受，充分感受到桓台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桓台县内的研究人员对王渔洋文化研究所做的努力，感觉非常好。
    蒋寅谦虚地说，这次举办全国王渔洋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虽然是主办方之一，但只做了邀请代表、提供专家学者名单等工作，会议的准备和王渔洋文化研究的整理都是桓台县所做的工作，桓台县在王渔洋文化研究和保护上所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蒋寅认为，王渔洋是一名诗人，是桓台县的骄傲，地方政府对王渔洋所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值得的，王渔洋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远远超出了地方文献的价值。
    蒋寅说，王渔洋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也是传统的士大夫的典范，他所倡导的神韵说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同时王渔洋也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史上的集大成者，王渔洋还是家庭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从这四个方面说，王渔洋文化非常值得研究和保护。

王渔洋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

    蒋寅认为，王渔洋不仅是一名作家和诗人，他首先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的一生非常平稳，除了晚年因牵涉王伍案被罢官。作为文学侍从，王渔洋非常成功，这一点在古代士大夫上是一个典范，在更早，唐代也有这样的案例，但都没有达到王渔洋的成就。
    蒋寅说，过去中国古代文人，以文才服务于朝廷，最后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是很多读书人的梦想，可以说，在王渔洋之后的清代，王渔洋是很多文人的偶像。
    蒋寅介绍，王渔洋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为，非常清廉，王渔洋长期担任在都御史、刑部等重要部门任职，最后官至刑部尚书，在王渔洋45年的仕宦历程中，他任职翰林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每一个职位上，王渔洋都有所建树。
    桓台县编辑出版了《王渔洋廉政思想研究》，对王渔洋的廉政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此，时隔多年后，蒋寅依然记忆犹新，他说，王渔洋作为官吏非常称职，桓台县曾做过王渔洋廉政思想的研究，启发我们可以在王渔洋的廉政思想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王渔洋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史的集大成者

    蒋寅说，在中国的历代诗人中，没有一个诗人像王渔洋一样阅读过这么多的诗集，评点过那么多的诗集。据他记忆，王渔洋评点过的诗集有70多种，而且他书目里记载的阅读量是非常广泛。“从古到今，我没有看到像王渔洋一样孜孜不倦、毕生去阅读诗集的人。”
    蒋寅说，王渔洋诗学不仅触及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对诗歌声律学的探索更有着开山的意义，他阅读、评论过的古今诗集之富，诗人之众，古来无出其右，这一点尚未被学术界所注意。
    蒋寅介绍，过去，中国传统的学术界只讲文论，不讲诗歌批评理论，清代有很多诗话，但是像王渔洋的诗话，举出前人的名言名句，很少有超过王渔洋的。在这点上，王渔洋非常出色。
    王渔洋以勤奋的写作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诗学著述，他撰写或口述的诗话多至7种，即《渔洋诗话》《五代诗话》《然灯记闻》《师友诗传录》《师友诗传续录》《古诗平仄论》《律诗定体》；编选古今诗词选集6种，即《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五七言古诗选》《感旧集》《倚声集》，编集、评点古今人诗集八十余种，还撰有多种含有大量论诗文字的笔记、古今诗集序跋百余篇，还不包括失传的著述。
    蒋寅说，王渔洋所倡导的神韵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后一个重要学说，他将明人隐约提到的“神韵”概念发展成一个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价值和审美理想相联系的范畴，并通过自己对诗坛的巨大影响力使之深入人心，对于后人认识和把握古典诗学和古典美学的传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由，蒋寅认为无论从诗歌理论或批评实践而言，王渔洋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史上的集大成者。

神韵说是传统美学精神的代表

    蒋寅说，清代有四大诗学理论，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实际上肌理说是后代人追认的，在当时没有并没有形成诗歌理论体系，性灵说和格调说是明代就有的诗学理论，真正在清代形成的学说就是神韵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神韵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有理论体系的美学学说。
    蒋寅认为，王渔洋的神韵观念及其背后的一套理论，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真正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和美学风范。神韵说给人美的感受如同目光快速地扫过一幅绘画留下的印象——确实是印象，更多的是作品情调和氛围的直接感受，如同欣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给人一种美妙的意境，这种美是不可言会的，需要用心去慢慢体会。蒋寅认为，神韵说的清远之美恰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涵。

王渔洋是家庭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典型

    蒋寅说，桓台有四大家族，新城王氏与这些家族世代通婚，与赵家、张家、毕家、孙家都有世代通姻之好。在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的明清时期，农耕起家的新城王氏崛起为一个历跨两朝、兴盛近300年的仕宦望族和文化世家，诞生了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积淀了深厚的家学文化。据史料记载，自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新城王氏出进士30名、举人52名，有记载的诸生近千位，成为海内闻名的簪缨世家。100多位出仕者中，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品以上朝廷重臣9位，曾有“王半朝”之称。
    蒋寅认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不仅是新城王氏家族人才辈出，与新城王氏家族有通姻之好的赵家、张家和毕家，都出现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学成就同样也不逊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渔洋的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非常值得研究，王渔洋的研究不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事，它超越了地方文化，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文化研究的一个具有典范性意义的个案。            （杨成见）

王渔洋研究是古代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蒋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桓台县王渔洋文化研究、开发和传承给予很多关心、支持和帮助，多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王渔洋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研究王渔洋，不仅是研究清代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学术研究基地的成立，对于王渔洋文化研究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蒋寅认为，学术界远远没有认识到王渔洋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今，王渔洋的影响力和地位与他的文学成就是不相对应的。蒋寅在《王渔洋事迹征略》自序中曾说，王渔洋一生，不仅以坚持不懈的写作留下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作为批评家和诗学家，撰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理论著作。处在明清文艺思潮和诗风的转型时期，他以“神韵”为核心，建构起一整套有系统的诗学理论，将明代的单纯拟古转化、改造为深度的师古，并力求营构新的艺术风貌。他还编选、评论、刊刻了大量古代和当代诗集，撰写序跋，指授学生，对康熙朝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今天留下数量丰富的诗学资料。他以过人的才华和显赫的政治地位，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盟主，在身边团结起一批优秀诗人，形成一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乾隆中叶的作家集团。发掘、考证王渔洋及其集团的文学活动，搜集整理王渔洋留下的诗学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阐释和研究，不仅是研究清代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课题。

王渔洋文化研究还有很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从王渔洋文化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全国地方名人文化研究如何有新的突破可窥斑见豹。蒋寅认为，王渔洋的学术文化研究工作，目前多数关注其文学，其实王渔洋的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王渔洋诗文创作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大部分学者做王渔洋诗学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学术领域无人关注。比如康熙十一年，王渔洋从七月离京到十一月返回，在这段时间里，王渔洋除了完成典试四川的工作——“得杨兆龙等四十二人”外，还沿途创作诗歌350余首，结集为《蜀道集》。对于《蜀道集》的文学价值和文献资料价值就非常具有研究意义；王渔洋家族文学创作非常丰富，祖父、哥哥都极具才华，其家族文学成就值得研究。新城王氏文人辈出，著述宏富，代有诗文传世，有诗集和著述传世者50多人，著述约计167种820多卷，被誉为“江北青箱”；另外，王渔洋与地域文学的关系研究也较少，比如新城王氏家族与当时济南府的这些名门望族都有通亲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