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已经结束了吗？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企业家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发展方式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月15日，我县邀请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姚景源作专题报告，解读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分享供给侧改革之道。以下内容为记者根据姚景源报告会实录整编。
“现在中国经济的困难，死挺硬熬是过不去的”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如何正确把握中国经济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姚景源认为要从把握党中央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经济的“两个重大判断”入手。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经济有“两个重大判断”，第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大逻辑？大逻辑就是规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当前我们的重大任务就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
第二个重大判断是中国经济遇到众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这么多困难？有人说主要是周期性的原因，而姚景源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就如同去年12月、今年1月和2月，外面天气比较寒冷。那么为什么外面天气寒冷？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是冬季。再往下推导，春夏秋冬叫周期。所以冬天的冷是周期性的。那么冬天冷怎么办？姚景源给出答案：熬！挺到3月，结果就是春暖花开。所以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挺的办法，用熬的办法。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在发展进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波动，我们怎么过来的？基本是挺过来的。但现在中国的困难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我们务必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姚景源认为，我们必须直面挑战，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面对现在中国经济的困难，死挺硬熬是过不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新常态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一是速度变化，二是结构优化，三是动力转化。姚景源认为，要全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全面把握好这三句话。把握这三句话，就是全面把握了新常态，了解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怎么走。
“当前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这是规律”
?关于速度变化，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三年是回落了，但是从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38年整体上算下来，平均增长速度是9.8%，名列世界第一。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过去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发展，经济增长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发生了变化。这30多年经济增长内在主要矛盾、突出问题的变化和中国人“吃”的变化是一致的。中国人的“吃”，30多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属吃饱阶段，主要矛盾是数量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是吃好；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吃得健康。中国经济的发展，这30多年，跟“吃”一样，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的变化。大家一定要看到，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不是吃饱问题，不是吃好问题，而是健康问题。不是速度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转型升级、质量与效益提高的问题。
什么叫常态？姚景源认为，常态就是健康，新常态核心就是健康。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中国经济要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过去规模、速度、扩张、粗放增长转到转型升级、质量效益提高的健康增长，由粗放到集约就是进入到新常态。全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当经济走向由粗放到集约这个阶段，也就是新常态，增长速度回落都是正常的。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大家一定要看到是规律所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了，我们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吃饱问题、不再是数量问题，我们速度有所回落这是规律。阶段不一样，速度不一样。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由高速挡进入中高速挡。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早不减速，晚不减速，偏偏现在减速？姚景源认为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回落，一方面有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导致的规律性原因，另外一方面，也和我们过去长时间累积的矛盾和问题有关。
过去我们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累积了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影响我们的增长。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供给侧方面。比方说人的供给。我们现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减少，反映到经济上的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价格急剧上涨。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压力最大的是进出口领域。过去，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而且便宜，但是现在这个比较优势没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招商引资，生产低成本商品，进行出口贸易的发展道路不可持续，已经走不通了。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中国还面临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全面影响。老龄化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这种人口供给的结构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像过去那种粗放式高速增长做不到了。在人的供给侧上，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过去那种优势——人口红利消失。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姚景源认为，就是要把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的增加，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加人口红利。我们必须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再不能留恋传统的旧的增长模式和增长方式。
除了人口问题以外，我们过去的增长，虽然是高增长，但却是粗放增长，这也是供给侧问题。什么是粗放增长，就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这种粗放式增长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严重雾霾。显然，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是过去粗放的增长模式导致的，是结构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关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姚景源主张大家把握四点：一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增速在下行，这是规律；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必须；三是经济下行触底不能影响全面小康；四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关于结构优化，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说到大问题，根本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农业依旧十分薄弱。中国农业说到根本上还是“两低”，一个是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二是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下大气力让它从传统走向现代，为此要推行土地流转，解决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水平低的问题。
第二产业工业。30多年来，中国工业成就辉煌，但是问题是“大而不强”。工业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数量上，但是缺少核心技术，基本上还处于中低端。实体经济如何振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说，第一必须要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工业核心竞争力来抓。什么是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就是要由中低端走到中高端。
三产服务业方面。去年我国计划新增就业1000万人，实际是1314万人。为什么经济下行就业还能有这样良好的成就呢？从根本上说是结构优化了，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有了较好的发展，因为它吸纳就业能力特别强。我国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前年是50.2%，去年增至52%。但是这个比重依旧不高。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产结构上存在问题，结构层次低，更多是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薄弱。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文化产业、医疗产业。
姚景源认为，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农业要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工业要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然后就是全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让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关于动力转化，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动力增长靠“三个大量投入”：一是大量劳动力投入；二是大量资本投入；三是大量资源投入。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就是靠这“三个大量投入”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现在这“三个大量投入”都不行了，都不可持续了。大量劳动力投入遇到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较快；大量资本投入遇到产能过剩；大量资源投入遇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
在新常态下，为什么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来呢？姚景源认为，过去的增长动力不可持续。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让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替代传统的“三个大量投入”，让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为什么把创新提到这么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讲，“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现在创新上存在的问题是紧迫感不足，因为没有认识到创新带有颠覆性、毁灭性。液晶电视机摧毁了显像管产业，照相数码化摧毁了胶卷行业，电子商务强烈冲击传统的店铺营销模式。创新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
那么回过头来，什么叫动力转化？姚景源认为，动力转化就是要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替代以往的增长动力，不能再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源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发展经济。把握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就要把握新常态下的三个方面：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要推进发展理念转变”
姚景源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根本上还是要推进发展理念的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两个根本判断”说到根本上就要解决发展理念问题。
我们围绕这五大发展理念要做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任务。一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二是推进农业的供给侧改革，根本就是要提高农业供给效率，由传统农业走到现代农业；三是振兴实体经济，主攻核心技术，使实体经济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四是建立让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报告会上，姚景源重点讲了“三去一降一补”。
去产能。现在总的来看还是产能过剩。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解决的话，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去产能是一项重要任务。去年一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应该说和去产能的成就有一定的关系。去年钢铁去掉了4500万吨产能，煤炭去掉了3亿产能，这是成就。但是问题是我们去产能更多的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优点是见效快，缺点是容易反复，容易弄虚作假。
姚景源主张要更多的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去产能。在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中，要更多的用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也很重要，政府应该怎么做？姚景源认为，第一要用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二要用政策来引导市场预期；第三要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第四要用法治来规范市场行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去产能问题上，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去杠杆。去杠杆主要防范金融风险，这是今年很重要的一项任务。金融风险主要是负债率过高，杠杆率就是负债率。要研究如何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降低全社会的金融风险，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确保金融不出问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再一个就是房地产。在房地产上，还是没有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市场规律，能让房地产长时间健康发展的路子。
“一降”就是降成本。要研究怎样给企业降成本。当前企业负担确实很重，成本太高，包括很多制度性成本。当前，务必要把能源能耗成本降下来，务必要把物流成本降下来。
再有一个就是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其中补短板就是振兴实体经济。那么，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姚景源认为，第一要盯住核心竞争力；第二要盯住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第三要盯住短板。现在实体经济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短板诸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把握新常态。
姚景源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过去，我们较长时间在扩大需求上下功夫，由此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二是副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现在必须把经济工作的侧重点放到结构性改革上来，通过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益，来使中国经济走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均衡状态上来。而这个状态又恰恰和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一致，和进入新常态经济的格局保持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经济的“两个重大判断”及一系列部署，是全面的、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引领下，中国经济一定能走到更新、更高、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张运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