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是王渔洋先生诞辰380 周年。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全面、客观地认知王渔洋这位桓台籍历史文化名人，提升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使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根据有关安排，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先生进行了多次交谈，形成本访谈录。现予刊发。
    多年以来，与蒋寅先生的沟通和交流，多是围绕王渔洋这个历史人物。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桓台县王渔洋文化研究、开发和传承给予很多关心、支持和帮助，多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王渔洋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研究王渔洋，不仅是研究清代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课题。
   2014年，是王渔洋先生诞辰380 周年。这位有清一代集名臣、诗人、学者于一身的历史文化伟人，不仅在他的家乡桓台具有重要影响力，也是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诗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同寻常。全面、客观地认知王渔洋，是传承优秀文化、存续历史文脉的基本前提。基于此，在与蒋寅先生交流时，笔者设计了以下访谈题目。
   王：您长期致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唐代“大历诗人”为中心，九十年代以来转向中国古典诗学、诗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清代诗学著作进行了考索。说清诗，似乎绕不过王渔洋这个人物。请评论一下王渔洋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蒋：王渔洋的诗歌在当时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以《秋柳》四首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以含蓄深隐的艺术表现传达了当时汉族士大夫经历明亡国变的陵谷沧桑之感及与之相伴的怅惘失落心态，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共鸣。他的中期诗歌则以《蜀道集》为代表，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宋诗思潮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为诗坛树立了宋调的典范。从诗体的角度说，王渔洋的七绝以清空淡远的神韵，发展了唐宋诗中清淡派的意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后期有成就有特色的创获之一。相比之下，渔洋诗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我认为比他的诗歌创作更为重要。他建构的神韵诗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后一个重要学说，神韵也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价值和审美理想相联系的范畴，对于古典诗学和古典美学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王渔洋研究的学术氛围日渐浓厚，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位公认的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请评述一下学术界对王渔洋研究的情况。
   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王渔洋的研究呈现可喜的进展，无论文献整理、传记研究还是创作评论都有不少高质量的成果涌现。文献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当然首推袁世硕先生主编的《王士禛全集》，此书的出版为渔洋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此外，周兴陆先生辑录的《渔洋精华录汇评》也很有资料和参考价值。在传记资料考订方面，伊丕聪先生《王渔洋先生年谱》和我的《王渔洋事迹征略》，为研究者提供了较翔实的事迹编年，对阅读和研究王渔洋提供了便利。在学术、创作和批评的研究方面，朱东润《王士禛诗论述略》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后来台湾学者黄景进先生的《王渔洋诗论之研究》堪称奠基之作。在大陆则宫晓卫、王小舒先生的研究，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后来黄河《王士禛诗学思想研究》、孙纪文《王士禛诗学研究》、王立民《王士禛评传》和我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等专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充实。其他还有数量众多的论文，难以一一列举。
   王：日本和韩国学者历来重视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海外汉学界有较大影响。您曾到日本、韩国讲学，并于1997年受聘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请介绍一下王渔洋诗作和诗学理论在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另外，日本、韩国学术界在王渔洋研究方面有哪些新的成果？
   蒋：清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海外的研究也较薄弱。日本和韩国一向重视唐代以前的文学，对宋以后文学研究较少。王渔洋的生平研究，只有高桥和巳《王士禛年谱》，诗歌创作，只有吉川幸次郎、大平桂一、宫内保、三枝茂人等几位学者涉及。反而是诗学从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到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将渔洋神韵诗学与沈德潜格调诗学、袁枚性灵诗学并称为清代三大诗学，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其中铃木虎雄对神韵内涵的分析、青木正儿对王渔洋诗学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韩国对王渔洋的研究很少，我只知道柳晟俊先生《清诗话研究》中有所涉及，另外，有两种比较文学的博士论文宋永珠《王渔洋神韵说与李炯庵诗学比较研究》，琴知雅《王士禛、申纬诗歌创作论比较研究》将韩国诗人李炯庵、申纬与王渔洋的诗学作了比较研究。
   王：中国文学史上，王渔洋既是一名有影响的诗人，同时又是诗论“神韵说”的倡导者。“神韵说”提炼了中国艺术的精华，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及诗学理论。但是也有人，譬如清人赵执信、袁枚以及民国学人章炳麟、胡适等对王渔洋的“神韵说”和“神韵诗”提出批评。您在《王渔洋事迹征略》自序中提到，“王渔洋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还远没被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特别是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集大成意义”。您认为王渔洋是“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者”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蒋：一个作家的文学史意义，有时要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被逐渐认识，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陶渊明、韩愈和黄庭坚。王渔洋诗学的意义，相信也会在今天不断深入的挖掘和研讨中逐渐被我们认识。前人对王渔洋神韵诗学的批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个人意气之争、文人相轻的排斥，也有出于不同艺术观念的对立和冲突，在今天需要审慎地辨析，既不可随人短长，也不必小题大做。比如袁枚对渔洋，虽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及其他一些语含讥讽的评价，但细读《随园诗话》就知道，他在很多诗学问题上都与王渔洋持论相同，有些见解甚至可能是接受王渔洋的学说，但早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内心深处对王渔洋这样的“成功人士”常怀有些许嫉妒，这在仕途通达的诗人像沈德潜、翁方纲身上就看不到。这种态度甚至在当代学人身上也隐约存在，比如同样经历坎坷的严迪昌先生，对王渔洋和赵执信之争也很容易偏袒因怀才不遇而性格狷急的后者。所以，我常说谈论历史要有平常心，即相对超然的态度，否则特定的生存体验很容易左右我们的判断。
   我之所以认为王渔洋是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首先，王渔洋以勤奋的写作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诗学著述，他撰写或口述的诗话多至7种，即《渔洋诗话》《五代诗话》《然灯记闻》《师友诗传录》《师友诗传续录》《古诗平仄论》《律诗定体》；编选古今诗词选集6种，即《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五七言古诗选》《感旧集》《倚声集》，编集、评点古今人诗集八十余种，还撰有多种含有大量论诗文字的笔记、古今诗集序跋百余篇，还不包括失传的著述。我不知道近代以前还有哪位批评家留有如此丰富的诗学文献！其次，王渔洋诗学不仅触及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对诗歌声律学的探索更有着开山的意义，他阅读、评论过的古今诗集之富，诗人之众，古来无出其右，这一点尚未被学术界所注意。最后，就是上文提到的，王渔洋的神韵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后一个重要学说，他将明人隐约提到的“神韵”概念发展成一个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价值和审美理想相联系的范畴，并通过自己对诗坛的巨大影响力使之深入人心，对于后人认识和把握古典诗学和古典美学的传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无论从诗歌理论或批评实践而言，王渔洋诗学都有着集古典诗学之大成的意义。
   王：王渔洋辞世300余年了，尽管身后也遭遇一些学术上的批评，但他始终没有被学界遗忘，被尊为钱谦益之后康熙年间的文坛盟主，赢得“一代诗宗”的称誉。您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渔洋在诗学史的地位和影响会发生变化吗？
   蒋：尽管我认为，对历史的任何预言都是狂妄的，但我还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个信念：只要认真阅读有关王渔洋的所有著述，并熟知他涉猎的所有文献，相信我们会对王渔洋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留下一个不同于从《渔洋诗话》得到的印象。那是一个学识渊博，趣味广泛，勤于阅读的诗学家，他比历史上任何诗人所阅读的诗歌文献都广泛，对诗歌史上的作者和家数都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批评眼光比多数著名的诗论家都更接近古典诗学的理想标准。所以我相信，得到认真整理和深入研究的王渔洋诗学，会愈益获得更高的肯定评价。
   王：您的《王渔洋事迹征略》是目前最全面、客观的王渔洋年谱类著作，为清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一部翔实可征的编年史；《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则将王渔洋作为康熙朝诗学的核心人物，探讨了王渔洋诗学多方面的意义及影响，是研究康熙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的重要著作。您为什么关注王渔洋这个人物，有没有关于王渔洋研究新的课题计划？
   蒋：我最初研读王渔洋的著述，是为撰写《清代诗学史》做准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清代诗学，就发愿要撰写一部清代诗学史。因为对清史和清代文学都不熟悉，我打算每一阶段选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通过个案研究来熟悉同时代的人物和文学史。对清初诗学来说，王渔洋自然是不二的人选。王渔洋文坛地位高，交游广泛，著述丰富，影响深远，不仅是清初诗坛盟主，对清中叶诗学也有重大影响。通过近十年的研究，在广泛考察海内外公私收藏文献的基础上，我完成了《王渔洋事迹征略》和《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两部著作，结集了我研究王渔洋的初步成果。迄今十多年又过去，其间我除了继续搜集资料，充实《王渔洋事迹征略》，补充了十多万字的记载外，精力主要集中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撰写工作上，对王渔洋的研究则局限于诗学方面，有关成果都写进了《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第六章“代诗学的发轫——山东诗学”中，对“神韵”的语源、审美内涵和艺术精神以及王渔洋的诗歌批评都有全新的论述。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利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的成果，但已有不同程度的充实和修正。最集中的是第三节“出入唐宋：王渔洋论诗旨趣的变化”，已近乎重写，虽然主要材料和结论依旧，但对整个过程的解释和叙述已完全不同于旧文，可以看出对诗史认识的深化。至于渔洋的生平和创作，后来只写过一篇《王渔洋与江南遗民诗人群》，是为出席2004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举办的“王士禛及其文学集团”学术研讨会而作，已附入将由凤凰出版社重版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中。《王渔洋事迹征略》不久也将重版，目前正在进一步修订。将来的计划，目前还不好说，但有一部书是肯定要编的，那就是《王渔洋研究资料汇编》，已搜集了很多，苦于一时无暇整理，同时有许多书还没看，需要假以时日。将来如有精力，当为渔洋写一部评传，写得详细一些，那需要对清初的文史研究得比较透后，才能动笔。
   王：王渔洋是山东桓台县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王渔洋文化是桓台重要的人文资源。多年来，桓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王渔洋文化研究、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目前，保护修复后的王渔洋故居已经正式开放。您曾两次到桓台考察指导工作，对桓台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了解。您认为作为王渔洋故里，桓台县应该如何认识王渔洋，如何开发王渔洋文化，如何将这一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蒋：文化名人作为地方文化资产，其价值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两个层面。所谓有形的，指有物质实体可见，直接给地方经济、文化带来发展的部分，如王渔洋故居便属于有型的地方文化资产，直接可以带来旅游收益；所谓无形的，主要指文化名人的精神遗产，通过其著作、故事对地方人文气质产生影响的部分。目前，桓台在王渔洋故居修复、渔洋文化宣传方面已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今后可进一步加强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在街道和景点设置诗文碑刻，在中小学增加地方文化传统的教育，培养文学创作和读书风气；二、通过学术会议、文化节等活动形式，借助以王渔洋为代表的新城望族文化资源，扩大地方知名度；三、以王渔洋研究带动地方文化研究，使相关人物比如徐夜等的读书处和故居得到保护，并通过研究王渔洋与蒲松龄的关系，王氏家族与邹平张氏，临淄毕氏，博山孙氏、赵氏的姻亲关系，对渔洋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加以整合，系统地开发，使地域文化资本得到全面的积累和增值；四、根据渔洋及其家族诗文和有关勘察，逐步清理、设计出具有历史感和文学色彩的文化考察、旅游路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品位。

蒋寅简介

    蒋寅，1959年6月生，江苏南京人。1988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诗学》论丛主编。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早期以唐诗研究为中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学、诗学史，进行清代诗学著作的考索工作。
    主要著作包括：《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中国诗学研究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清诗话考》（中华书局）、《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金陵生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蒋寅（左二）在桓台参观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