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是文房用品，与笔、墨、纸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是历代文人墨客推崇备至的物品。可以说，砚台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萌芽、发展、传承，见证并记载了中华文明史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以研磨颜料为主要功能的“研磨器”，到演变为以研磨书画用墨为主要功能的“砚台”。从史前中华文明的发轫，研磨器就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站在了文明的起点。古代岩壁画、彩陶画和先民身体彩绘等等遗迹或遗存物上的颜料，都来自研磨器的加工。
如今，砚台的使用价值虽然日渐被人们所忽视，而其艺术收藏价值却是如日中天。在我县，就有一位市民王洪海多年来从事着砚台的收藏工作，在他的家中，记者看到，从最初的研磨器到后来的四大名砚，他均有所涉猎，收藏范围非常广泛。王洪海说：“作为收藏爱好者，我有幸收藏了几方砚台，不想它们能有很高的价值，只是觉得有点意义。如今，砚台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很少再有人研墨挥毫，但它给予人们的遐想和回味依旧如一坛老酒，越品越有滋味。”
砚台作为一种实用器，它的发展历程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
日前，在王洪海的家中，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砚台的发展历程以及收藏心得。王洪海告诉记者，砚台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早在石器时代，当人们发现矿物颜料，并试图用它来美化生活，砚台就应运而生了。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石砚的雏形。随着秦朝统一中国文字，砚台也正式登上“大雅之堂”。
砚台最初作为一种实用器，它的发展历程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从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一直到汉代的大约三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早期砚的发展一直处于缓慢的状态之中。两汉时期，由于人工手捏墨的出现和纸的发明，砚的制作水平迅速提高，大约到了西汉中期，砚开始从实用的书写工具中脱胎出来，砚式造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砚台是造型艺术的产品，器物造型都与大的时代特征和物质材料特征、性状相吻合
砚台是造型艺术的产品，历朝历代砚台的设计现象和文化现象，必然有其设计文化背景。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说的就是万物都承载着时代的文化要素。换句话说，时代风尚决定设计定位，设计定位决定器物风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辨别砚台的年代时，其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砚台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造型。据王洪海介绍，器物造型都与大的时代特征和物质材料特征、性状相吻合。汉代处于青铜时代末期，汉砚造型还具有“青铜化”的特征。特别是三足砚的造型，东汉繁钦的《砚赋》有句道：“钧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清楚地说明了三足砚对三代礼乐神器的向往与模仿。三国两晋南北朝起，中国进入到瓷器时代，砚台的造型开始了“陶瓷化”倾向，便于陶瓷塑形的简约、流畅的造型线，特别是造型线的弧形线、直线、折线的交叉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砚式造型。唐代以来，随着砚材的不断被开发，砚式随之日益丰富，呈现出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日益杂糅的局面。
唐宋时期出现了砚台的第一个繁荣昌盛时期，宋代出现了历史上的四大名砚
据了解，唐宋时期出现了砚台的第一个繁荣昌盛时期：唐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为文房用具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个时期相继出现了端石、歙石两大专用砚材。到了宋代，在甘肃洮河流域产生了一种绿色砚石——洮河绿石，同时，澄泥砚的制作也愈加成熟，至此，我国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正式出现，列为四大名砚，流传至今。
王洪海告诉记者，四大名砚中以端砚为首，端砚产于现在的广东省肇庆市一带，据历史资料记载，端砚的老坑（即发掘端砚材料的坑）从唐朝到清末1895年，共发掘17次，制造端砚约10.7万方，正是因为端砚的存量少、石质好，并且还是皇家的贡砚，因此端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歙砚产于江西婺源与安徽歙县交界的龙尾山一带。歙砚受徽州砖雕和木雕的影响，雕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造型古朴大方，故有“前人爱歙尤过爱端”之说。
因唐以前端砚、歙砚还没有出现，泥陶砚就成为古人的唯一研墨器，其中山西绛县烧制的澄泥砚十分有名。洮河砚产于甘肃临潭县临洮的黄河支流洮河的河床上，砚石呈墨绿色，经过研磨后，可看到黄膘水纹，如浪似云，具有发墨快、耐用、蓄水持久、色浓保湿、利笔等优点。王洪海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四大名砚中是没有洮河砚的，其中的一种是原产于青州一带的红丝石砚，到北宋时期，由于红丝石的枯竭，洮河砚作为“替补”才被正式列入到四大名砚中。
砚台的发展与封建时期皇家的喜爱密不可分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的宠爱不无关系。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砚台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砚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李煜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
到了宋代，更是“文人皇帝”辈出，宋仁宗、宋徽宗等留下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宋高宗还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翰墨志》）。此外，从文人中选拔的官员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没有可圈可点的文人皇帝出现，民间以砚台收藏著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却不可胜数。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同时期，淄博人高凤汉写的一本《砚史》详细记录了砚台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纪昀、刘墉等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藏砚之风极为兴盛。
到了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不仅藏有多方好砚，还编撰了《归云楼砚谱》。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沈氏砚林》等等。可以说，搜藏砚台历来是文人墨客、社会贤达的高雅之事。收藏砚台既可以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以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因此说，砚堪称文房雅藏之首。
砚台的收藏价值与时代无关，明清砚最具欣赏价值
砚台并不是简单地越老越值钱。砚的收藏和鉴赏可以从质地、工艺、铭文、品相、装饰等五个方面研究分析。所藏砚台若具备上述之中的两个至三个要素，已属难得。一方砚台的好坏，除了看砚台本身的材质和制作工艺，还要看砚台的文化气息，如是否具有铭文，是否曾被名家使用过等。另外，砚台并不是越老越值钱。在目前收藏拍卖市场上，高古砚是不及明清砚的，明清砚更具欣赏价值。王洪海说：“高古砚虽然比明清砚要早得多，但是由于明清时期正是砚石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无论从石质还是雕刻工艺上来说，明清砚都优于高古砚，同时也更具欣赏价值。”据了解，从明代开始，砚的制作和工艺装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功能由实用为主变成了以艺术为主，进而成为一种收藏品，开创了追求风韵文人砚雕的先河。清代是砚台制作的辉煌时期，风格多样，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多种流派。
在历史上，淄博也曾有一种名砚——淄砚，历史资料记载，“山东淄川县所产石砚。砚材细致，极发墨。”以淄石制砚北宋已很盛行。《淄州志》以及历代诸多砚石录著均有记载，中国故宫博物馆也有收藏。启功先生曾题淄砚铭：“锋发墨，不伤笔，箧中砚，此第一……”对现代淄砚的品位作出较高之评价。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