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赵瑜闲时常逛旧书摊。有一次在山西长治的旧书摊上，他发现了一本《长治50年诗歌选》。随手一翻，居然发现自己的名字。这首题为《在静静的考场上》的诗歌，抒发了当年恢复高考时赵瑜在高考课堂上的感想。
    赵瑜一看就乐了：我还写过这玩意儿！
    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打心眼里挚爱诗歌，至今没变。他也爱小说，羡慕小说家叙事中灵动的神思和活力四射的语言，并曾经试图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以为如此报告文学方可驰骋疆场。
    实际上，在不断地尝试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之后，赵瑜的叙述回归最原始的朴素。在最新出版的《野人山淘金记》（作家出版社）中，赵瑜用相机和文字架构起一部跨国“摄影文学”。
    30年创作中，他对于报告文学认识的不断变化，在他的30年作品经典《独立调查启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中清晰可见；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好奇。否则，无以解释他何以从青葱少年写成了“山西老汉”，无以解释他何以因为听着“稀罕”便敢冒着生命危险，背起行囊义无反顾去了野人山。
    有时候，说作家赵瑜，不如说探险家赵瑜更为确切。可是，他不同一般的任何“家”。因为他的理念是，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最好的社会学调查，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中绝不虚构素材的同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使读者与我们一道，同悲哭，共欢笑。
    为了达到“生活本质的美”，他不惜揭露黑暗，不惜背负各种不理解不认同的质疑的眼光。
    赵瑜不理会这些。他深信，自己的善意早晚会被认知。他的眼光与笔触超越事实表相的纷争，抵达社会最尖锐、最敏感、最不为人知的真相，告诉我们某些浮华和繁荣的背后，灾难与毁灭的可能。
    他不是杞人，亦非虚妄之语。他的描述平静客观，有时甚至只用照片告诉你事实。但是，如同静海深流，诸多的反思和扣问，恰恰来自这深不可测的平淡。
    
    问：有评论家注意到您的创作风格发生变化，过去“煞费苦心”，现在叙述越来越平实。您认同吗？这种文风的变化，是刻意为之还是顺其自然？
    赵瑜：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在《野人山淘金记》中，文字是为了和图片进行互补佐证，不需要用文字代替图片，文字必须更洗炼一些。不论非虚构还是虚构，最难的，除了结构以外就是氛围。一般的文学作品依赖语言塑造形象或氛围，比如对森林的描绘就需用文字营造一种氛围。但是因为摄影艺术的介入，语言就可以精减。
    
    问：这么处理，是否会削弱作品的文学性？
    赵瑜：文学艺术所创作的美和真实不是全部的真实，是非固定的真实。鲁迅在日本上学时看到幻灯片，不但看到了要被砍头的中国人，还看到了麻木不仁的看客。鲁迅因此痛感国民性的愚弱，弃医从文。摄影是一门相当客观的凝聚瞬间的艺术。文学性不在于表现形式，而在于内涵。文学最大的内涵是以人为轴心。
    
    问：《野人山淘金记》被认为是“第一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在表现淘金这一主题上，摄影是必须的吗？
    赵瑜：对于书写对象，有的读者能想象，有的读者无法想象。比如种玉米、收庄稼、大草原，读者都能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影像弥补文学作品从而和作者发生沟通。淘金汉非常少，从事的工作又具有神秘性，读者在延伸自己的想象时被阻断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淘金的情景，我也很难想象。在动身之初，我感到有可能需要借助摄影的形式，因此对照相机的倚重大于以往——我们不能用摄影来对付通常的情景，《野人山淘金记》的题材更适合摄影和文字结合。
    
    问：在作品的开头，您就提到故事好听书难写。难在哪里？
    赵瑜：不在外部环境的艰辛，比这更艰苦的地方我也去过。关键是未知太多，无从考量。能否走进淘金者内心，他们能否把你当作弟兄，人群和社会的隔膜，社会结构的难度……一般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喜怒哀乐、矛盾争端，曾经有美国记者在那里去世。比如被缅政府军防卫前哨的士兵关在军营就特别无奈，不知道怎么摆脱困境。你面对困难，有时候可能会限入一种喊天不应呼地不灵的困境。去之前我也很茫然，带了一堆证件，包括摄影家协会、收藏家协会的证件，以防万一。 
    
    问：作品纵横捭阖，时而历史，时而当下，其中也有一些议论，您认为这种议论对作品有何帮助？
    赵瑜：报告文学的优长包括议论的优长，就是在一定时候直抒胸臆。我反对思想大于形象，所谓多维政论加之数据。但也不能为改善现象而否定议论的好处。优秀的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是思想。我对政治理念不回避，也不简单强调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政论性应该是并举的，只是在成份多少上，由于作家的喜好不同，可能会有差异。恰当的议论能够引人思索，如果没有议论，报告文学和小说、纪实、散文差异甚小。
    
    问：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保持高质量的独立调查是不是很难？
    赵瑜：独立调查的前提是大善，首先你是善意的。是从爱心出发，不是跟谁过不去。你的作品一时被人误解不着急，作品的好意和善意还是最终会被人认识。作家从善出发、从解决问题出发，和从探秘出发是两个结果。《马家军调查》不是为了抢眼，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单纯呈现丑陋黑暗。《马家军调查》中兴奋剂的问题现在昭然若揭，当时为什么不说？是因为队员们顾虑很多，她们要找一个信任的记者来说，要说就想说透，而不乱说。你选择题材时，题材也在选择你。
    这本书的构成中，采访马俊仁的部分只是十分之二三，如果老马说什么我就写什么，那不是独立调查。一定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写相对真实客观的故事。至于写出来后，受众方面会有差异，也不奇怪。作品本身就是要启发人思考，推动大家对体育有全新的认识。今天再看体坛的胜利我们就比较平淡，看金牌也比较理性。我想我的作品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其次，不要简单地道德评判，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马俊仁也是兴奋剂的受害者。《王家岭诉说》首先要站在采写对象看问题，矿难的受害者，而不能站在指挥救援的官员立场。只有站在生活本身的真实立场上，才能做到独立调查。
独立调查如何保持质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会拒绝。如果和我的内心发生冲突，我就拒绝和放弃，否则写出来就是应邀文学、吹捧文学。
    
    问：所有的作品中您保持了一贯的平民视角。
    赵瑜：作家融入百姓本是职业规范，自古如此，不应该成为所谓的优点。纪实文学作家本应该具有群众立场，就像做官不能贪一样。    
           
    问：您过去写奥运会，写中国体育，也能跟少年时代的自行车训练、游泳经历联系到一起，甚至写湖北的革命百里洲，写宜万铁路，也能从自己的生活底蕴出发，进入事件和故事。无论写什么作品，您都会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就是山西，晋东南。这种叙事使您的作品读来亲切，已经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您认为地域性对自己有有怎样的影响？
    赵瑜：一个作家是离不开土地之根的。就像莫言和高密，陈忠实和塬上，贾平凹和棣花村的关系，我的作品常常出自晋东南，来自晋东南。朋友问，山西怎么出这么多事？其实，山西和中国是一样的。晋东南和晋西北没有太大差异，干部体制、工资体制，商品房体制，高教体制，哪儿都可以写，问题一样，只是有些没能写出来。在每一个县里发生的事情都是中国化的，何必舍近而求远呢？好作品是离不开土地的。晋东南在你的身边，也在你的心中，不需要刻意调查什么。但是也有局限，该展开人际问题的时候展不开。

    问：您早期的创作体裁多样，小说、散文、诗歌都写，为什么最后确定了报告文学？在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什么原因使您和其他报告文学作家区分开？
    赵瑜：当你找到适合你的气质、你的学养你的兴趣的创作，也就够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我什么都写，比较而言可能我还是更适合于写纪实。一个作家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我对生活中浪漫的东西，不如对好奇的事物探索兴趣大。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非常有兴趣，总是试图揭开谜底。比如淘金就是这么引起的。我对空想浪漫就很愚笨，对真实探秘乐此不疲。
    学术有专攻，要干什么事，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如果你是歌唱家，最好多唱歌；如果你是作家，最好多写两本好书，如果你是导演就多导几部好电影，这种带有早期农耕生产的理念支撑着我。再聪明的作家，在采访这个过程中，也要用笨办法，需要靠时间的、靠浸泡其中，而不能靠在网上搜索。如果不作为其中一员待在一处生活的笨办法，写的东西会很隔膜，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

    问：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政治色彩，打着时代的烙印。但是您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非常强。
    赵瑜：报告文学不在于写什么题材，而在于怎么写。卫星上天、矿难、洪灾或地震……报告文学好像天然承担这些题材创作。这当然是报告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报告文学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吗？关键是突破。一是技法要突破，要吸收各种手法，包括侦探手法戏剧手法，报告文学也要有文学性；二是观念要突破。
    “应邀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但是这个特点被工具化、功利化了。报告文学应该写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生活，写和小说一样的喜怒哀乐，说不定比小说更有力量。这是一种变革。文学不管是虚构或非虚构，应该有文学简单的共同目标：文学要反映生活，反映人们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为什么单独赋予报告文学这样的使命？太奇怪了，要改变这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