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此书是梁启超于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一个月后所作。其成书之速，亦可窥见梁氏对李鸿章其人其事的重视与兴趣。因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要地位，晚清的重大军事、政治、外交等事件均与其有重大关系，因此，梁启超又以“同光以来大事记”名之。

? ? 对李鸿章其人，时人对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于此，梁启超以其政治上的卓识远见、史学上的深邃学养，以及追随康有为参与“百日维新”的亲历亲见亲闻，对晚清朝野时况、政治外交困境之洞若观火，对李鸿章给予充分的“同情之理解”，椽笔立传，客观、公允地记述、还原、评价其人其事，令人叹服。我们不能不说，有资格为李鸿章立传者，舍梁启超并世无第二人。

? ?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梁启超充分肯定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要性，对李鸿章以“英雄”视之。然李氏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列举十五位中外政治人物一一与之比较点评，得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的评语，敬其才、惜其识而悲其遇。

? ? 李鸿章一生以曾国藩为师，事之如父，其修身、勤政、忠纯亦步趋其师。作为封建时代的朝廷重臣，李鸿章在政治节操上无大亏，平发捻之乱尽展才智，兴办洋务富国强兵，外交周旋忍辱负重，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上，以“中流砥柱”誉之亦不为过。然几十年久居高位，主上虽不得不借重却不能专任之，同僚艳羡妒忌而无与之同心戮力者，外交诸国敬重其人却轻视清国，更使李鸿章在朝堂上下备受猜忌，其窘迫境遇可想而知，其不能成不朽之功业亦可推想而知也。但李鸿章无论何时何事，但凡朝廷有命，虽千艰万难不避刀火而任之，忍辱含垢而不退缩，实英雄伟人之涵量。梁启超说，当时朝中“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人能望李之项背者”，此真知者之言也。

? ? 梁启超对李鸿章之“败笔”亦不隐晦，更不附和流俗之誉。平发捻虽有大功于朝廷，却是对阋墙兄弟以屠刀，不足称道于外，更不能媲美于俾斯麦。中日甲午之战，溯其初始，源于李鸿章为避免外交麻烦而不对日承认朝鲜为清国藩属，致有《天津条约》；朝鲜有东学党骚乱之纤芥之疾，袁世凯为邀战功而怂恿朝方向清廷请援，以致中日同时出兵，互不退让，终致甲午之战无可避免，战败求和，又有《马关条约》之辱。自此，列强各国纷纷效仿，胁迫朽弱清廷割地赔款，变本加厉，日甚一日，终致国事不可收拾之惨局。推源问责，李鸿章难辞其咎。然后朝鲜之役后，李鸿章纵有回天之力，亦无可挽回清廷之颓败之势矣！虽然，毁谤李氏之人，如易时位而置之，亦无可如何，甚或不及李氏远矣！

? ? 1901年李鸿章病逝时，梁启超已流亡日本，李氏病逝甫月，《李鸿章传》即问世。其成书之速，一来源于梁启超对国内政坛的密切关注；二来也是梁氏借为李鸿章立传，抨击晚清时政的腐败，乘机为其主张的政治改良运动张目，陈述其重要性、迫切性与合法性。透过文本，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对参与时政改革的高涨热情。

? ? 百日维新，毁誉不一；戊戌之变，壮志成空。《李鸿章传》不过是梁启超借李鸿章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传中评语，也只是另一形式的夫子自道罢了。 ? ? ? ? ? （孙强） ?